这是胡皓老师掏心掏肺地一次分享。

我是通过步鸿认识了胡皓，我们叫他乐哥。他是汪苏泷的制作人，他的公司叫光合声动。说实话，刚刚见面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人不太好接触。因为我们寒暄过后，他就立马直言不讳的向我们“中国编曲人大赛”发起了灵魂拷问，“编曲真的可以比赛吗？” “你们的赛制合理吗？” 当我一一解释，并且强调我们的比赛不是商业性质的、实现了最大化公平公正的时候，他点头说，这我倒信，已经不商业不赚钱了再不公平公正那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我一口老血，卡在喉咙。

奇怪的是，以这样的开头开始聊天，我们竟然一直聊到很晚还不想散场。越聊下去，我越喜欢他这个人。

在后来的这次的采访中，他给我讲了很多很多故事，考虑到篇幅，一部分以后有时间再一一告诉大家。

以下是我们聊天的小部分内容。

祝我快乐 汪苏泷 试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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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奶奶、钢琴、巴赫和流行乐

大晴：乐哥，你现在怎么定位自己的职业？

胡皓：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编曲，制作人，“音乐人”应该是很厉害的，但是我觉得自己没那么厉害，所以就是个编曲人、制作人，总之是音乐从业人员。

大晴：从业多少年呢？

胡皓：我在06、07年左右算是到了这个行业里，现在已经快15年了。

大晴：最早接触音乐是什么时候？

胡皓：应该是在我没有出生之前。大家知道我叫乐乐，那是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家里人就定下如果是女孩儿就叫“乐乐（yue yue）”音乐的乐，男孩儿就叫 “乐乐（lele）”。不夸张的说我们家算是音乐世家，我奶奶是一位音乐家，我外公外婆是越剧演员。我父母那一辈没有那么幸运，经历了一些历史变革，但我父亲之前是手风琴老师，妈妈是幼儿园老师，弹琴唱歌这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我出生之前家里就有音乐的基因，虽然这样说很凡尔赛，但这是事实。87年10月7号，我奶奶给我上了第一节钢琴课。

大晴：日期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

胡皓：因为我现在还保存着我奶奶第一次给我上钢琴课的笔记。那时候我三岁多，奶奶上完课会写笔记。

奶奶的笔记

大晴：这个问题，希望奶奶不要介意，奶奶是音乐家，但我好奇，音乐家教自己家孩子的时候，可以教的好吗？

胡皓：你说对了，就是教不好。我奶奶弹钢琴属于苏联派，她上学那个时候，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叫中国国立音乐学院青木关校区，在重庆，她是那儿钢琴专业的研究生。她后来是很多人的老师，很有名的老师。但可能因为我是她的孙子，她反而教不好我。所以她教我到小学一二年纪就把我交给了她的一个同事，左老师，也是很好的钢琴老师，是德派。她们两位的教学方法完全不同，所以我小时候有过两段很长、跟着两位老师的学琴经历。(以后跟大家细讲俄派和德派老师在钢琴教学上的差异)

大晴：你当时喜欢学钢琴吗？

胡皓：小时候钢琴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负担，因为我经常会挨揍。我奶奶教别的学生是不可能打人家的，但因为我是她孙子，我要是弹不好，奶奶揍我就天经地义，奶奶揍完以后，我爸也会揍我。印象里在上钢琴课的时候奶奶旁边就放一把短尺，我要是哪里弹得不好，她要么敲谱子，要么就敲我的手。总而言之，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很残酷的。

我爸爸特别希望我能够多练琴，希望我能弹得好，可我确实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包括到今天的很多时候我都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所以我没办法让他们满意。

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出门就把房门锁上，让我在房间里练琴，他会在进门前在门口偷偷听我有没有在练琴。后来每次我都竖起耳朵听屋外的动静，我可能在玩，但是我的耳朵一直听，你知道小狗能分辨主人的脚步，其实小孩也能。离很远我就能听到大人的脚步，然后赶紧让琴键发出声音。有一次我爸想了个更狠的招数，他摸琴谱，因为钢琴上的谱灯压得很低照着谱子，那时候就是钨丝灯泡，照久了会很烫，我爸会摸灯罩烫不烫来决定揍不揍我。

这个招数虽然狠，但只能用一次，因为下一回我就知道玩的时候也要一直开着灯，压在谱子上。这就是我童年练琴和家人斗智斗勇的经历，总结起来就是能混就混，能偷懒则偷懒。

小时候练琴

大晴：即便淘气，钢琴还是练得蛮不错了？

胡皓：奶奶对我的评价是说我乐感蛮好的，我奶奶那时候有很多磁带，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这些，我很讨厌看谱，所以练琴前我经常拿磁带来听。听磁带里弹什么我就弹什么。这导致我识谱试奏的能力一直不好，但这个方法让我（钢琴曲）学起来很快。钢琴是有呼吸有表情的，我可以通过那些演奏家的磁带捕捉到它里面的那些长短、停顿、分句、强弱、非连音或连音等微小的表情。这样一首曲子我听熟了以后再弹就容易很多。后来干流行乐的时候，知道这叫扒带，小时候没有扒带的概念，就是练琴偷懒的方法。用这个方法，我还是能完成任务去回课的。而且长大一些以后，练琴就比较认真了。不过说实话，小时候比起弹钢琴，我更喜欢吹单簧管。

大晴：那聊几句单簧管。

胡皓：我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单簧管。当时参加了学校的铜管乐团。我本来觉得男生吹小号很帅，因为乐团单簧管缺人，我就学了单簧管。比起钢琴一个人在家练，我更喜欢乐团大家一起排练，后来又参加了杭州青年交响乐团，也在当时的浙江歌舞团学习。单簧管比赛我拿过不少奖。现在回想起来，初中之前学习音乐的经历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音乐观的形成上。（有时间细讲青少年时期音乐观的建立）

大晴：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流行音乐的呢？我很关心，奶奶怎么看。

胡皓：我接触流行音乐很晚，初中的时候大家都在听流行歌，我听得很少，我跟他们一起去唱卡拉OK，他们唱的我都不会。因为平时，奶奶根本不让听。

大家可能觉得我很幸运生在一个音乐家庭，但其实奶奶是一个很骄傲的老人。你想，在我奶奶出生在那个年代，她有机会从小学音乐，而且我奶奶的英文非常好。

大晴：世家大小姐。

胡皓：对，奶奶确实是大小姐。她的父亲是中国的第一代计量学家，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爷爷是江南一代的文化人，小时候奶奶带着我去参加他们那一辈人的聚会，那些爷爷奶奶是真的出口成章、字也写得漂亮。我记得家里钢琴上有一排小小的陶瓷盘子，里面有个签名。我长到很大才知道，那个盘子是金庸先生送的，我小时候见过的查爷爷原来就是金庸，他是我爷爷的至交。

我奶奶是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的老太太，她对于流行音乐就觉得那个东西既不好听又没有技术含量。都不要说流行音乐，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她面前弹理查德·克莱德曼的一首曲子，奶奶听完以后严肃地问我，“你怎么弹这种？”

我本来还很得意的，觉得《梦中的婚礼》、《水边的阿狄丽娜》跟肖邦、巴赫比起来更简单，更有旋律美。那个年龄我还体会不了我奶奶所说的，你把巴赫听懂了你就知道的那种美感。

奶奶弹琴

大晴：奶奶最喜欢的音乐家是？

胡皓：是肖邦。他觉得肖邦的作品很秀美，但饱含强烈的力量；旋律动听，又有浪漫乐派的细腻，还有非常浓厚的家国情怀，他觉得肖邦就是个诗人。所以我喜欢的那些，奶奶是根本看不上的。

我记得那时候我每天午睡之前必须要拿着谱子听磁带，时不时奶奶会问我现在到了谱子的第几行第几小节？她根本就不用看谱就知道我回答的对不对，因为这些谱子她看了一辈子，都在她脑子里。

她们当时学音乐的时候要抄谱子，那时候的总谱很珍贵，都是从德国过来的，没有复印机，用很大的一张纸然后手抄，每一个音符都被她记得很清楚。包括听交响乐速记谱子什么的。我以前以为我长大也可以，后来我发现这其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训练。

奶奶在抄谱

我喜欢的音乐我奶奶不让我听，我奶奶让我听的这些磁带我小时候也听不懂。直到后来有一天，杭州下大雨，我在听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刚好吹到小号的那一段，雨过天晴阳光从奶奶家的小院子里洒进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巴赫很好听；从那一天开始，我好像突然能听懂了。

大晴：给奶奶听过你的作品吗？

胡皓：她去世之前还清醒的时候，我给她看过。

我说我录弦乐去了，那个时候我已经算是行业里面年轻一辈弦乐编得比较好的。那时候录弦乐的门槛很高，不会写谱不行，写完都要自己去校对。所以回杭州看奶奶，兴冲冲地把谱子拿给奶奶看。

看到的一瞬间她说了一句话。“复调太少”，然后摇摇头。

你知道流行乐，唱就是主调，我们所有的弦乐线条乐句其实都是复调。但是在我奶奶心里，交响乐也好，弦乐也好，都应该有很多复调。在她看来，我这个就是非常too young too simple的东西。

然后他说，这是你写的？我说，是我写的。

“还要加油啊。”

所以，做流行乐这个事，直到我奶奶去世，也没有很认可我。

二、我在浙传旷课去图书馆

大晴：在大学的时候学了音乐相关专业，是你的选择还是家里人一直以来的期待？

胡皓：其实我家里没有希望我走音乐这条路。在我读大学之前，他们更希望我把音乐当成爱好，希望我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再比别人多一份爱好。可那时候，我已经喜欢上音乐想从事音乐行业了。

大晴：大学学的是？

胡皓：浙江传媒学院的录音工程专业。高中因为在外地所以放肆地听流行音乐，然后喜欢上了流行音乐，想干这一行。我是想学作曲的，但你知道如果要考作曲得很系统的学，要跟老师上很多年课，不然你连考都不用考；所以最后大学我选择考了录音工程。

大晴: 我记得你说过和戚薇是大学同学，她也是学录音工程的吗？

胡皓：对，她应该是我们班最出名的一个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搞了个组合，我作曲她写词，一起出去参加比赛，或者演出，我弹她唱。我们还有一个乐队，5个人，我弹钢琴，然后有小提琴和大提琴，戚薇也是拉小提琴，一个新古典主义乐队。我们就这样子一直搭档。

大学时代和戚薇搭档

大学的时候我的室友会给我听很多流行歌，说哪首哪首很牛逼，我去听，然后慢慢消化。我那时候虽然没学过作曲，但对流行音乐敏感度很高。我就自己尝试着去编曲，发现其实挺容易的。我小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弹琴的时候，弹到一半懒得翻页，我就会自己乱编乱弹，还不算难听。到了大学我就更对创作感兴趣了。

大晴：大学的时候有认真地在学习本专业知识吗？

胡皓：我在大一的时候很多课就免修了，比如乐理我免修，视唱练耳我免修，因为那些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所以大一我就有很多时间谈恋爱，可能我所有的恋爱都在大学的时候谈完了，导致我到现在还一直是单身。后来，我们宿舍有个非常“讨厌”的哥们儿，他经常在我面前炫耀他的录音知识，一大堆术语我也听不懂。所以大一到大二暑假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音频论坛，去图书馆。我旷过很多课，但是旷课的时间里我真的在图书馆认真看书，录音的那些书，能看得我都看完了，还在上面做了很多笔记；记了以后跑去问老师，得到了答案再把它记到书上。我不喜欢上课，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人多，喜欢自己一个人琢磨。

后来，我在图书馆借的那些书被一个学弟借到，很曲折的，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寄到我家里，大概是说，我当时在书上做的笔记对他帮助很大之类的。所以，我那时候有很认真的在学习录音这件事，是我们班专业最好的。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成为不了一个好的录音师，直到我开始工作我才发现原来录音师这份工作不是我想要的。

三、初入职场，两年没转正

大晴：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不喜欢录音师这份工作的呢？

胡皓：在大学实习期的时候，我跑到上海的一个录音棚工作。做影视同期声后期、做音频编辑、做广告配乐到洗咖啡杯煮咖啡，整理素材库等等什么都干，干了半年的时间。做一件事情，自己喜不喜欢，身体很诚实。

2008年在飞行者

大晴：毕业之后做了什么工作呢？（其实不是毕业，是大学期间）

胡皓：大学期间，我认识一些比我年长很多的音乐人，键盘手从来都很稀缺，我就跟着他们做了乐队。哥特金属，我们把自己画得很凶狠，然后去参加音乐节、跑场子，发行一些地下专辑。后来在北京还看到过我们的专辑，在后海附近的一个唱片店叫福声唱片。搞乐队的时候是、我很快乐，好像又回到小学的管乐团，小时候别的孩子都觉得乐团排练是一个负担，我虽然嘴巴上也附和说为什么又排练，但心里其实很开心；长大也是，每次主唱说我们要排练了，我都很开心。

关于跑场子在酒吧演出，很快我就发现我做不了这个事情。这么说有点矫情，但当时真是这样。因为我是固定音高，我没有办法看级数谱，酒吧演出时歌手说你帮我降个调，我没法降，我降调就等于谱子全部要重新写，我也不会用琴上的转调器，因为我弹C出现B的音，我难受得不会弹了。所以，我当时没办法胜任这个工作。（乐哥说奶奶的一套训练方法让他和很多学生都做到了固定音高，虽然固定音高对做流行音乐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但是如果大家感兴趣，有时间他来细说一下。）

大晴：真正的转折是在什么时候。

胡皓：06年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当时在杭州一位很有名的音乐人，他让我去做超女杭州赛区的二键盘，给超女的比赛伴奏。准确地说，那时候我还没毕业，但这个契机让我最后可以正式入行。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那时候没有Program，没有那么复杂的监听系统，就是一人一个地板箱，音色也都很简单。我的工作就是有些地方弹弹钢琴，有些地方弹pad或其他乐器。现在听起来，效果可差了，跟现在年轻小孩的乐队比起来差太多。但是因为这个经历，让我后来有机会到北京的一家唱片公司工作。

大晴：那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胡皓：这是一份工资很低很低的工作，但我当时觉得我起码在唱片公司工作，我那时候以为唱片公司做唱片，后来才知道唱片公司其实是做经纪。我当时的工作是整理录音档案，给歌手做demo，陪艺人去录音。陪人录音本来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可以去各种各样北京的录音棚，可以见到那些有名的前辈录音师和音乐制作人。不过后来想想，我虽然不是一个低情商的人但当时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情商低。以我当时的资历我根本就不应该说话，但是我觉得那个事儿它不对，我就忍不住会说，我也觉得我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

那个时候我也第一次看到了这个圈子里最糟糕的样子。第一次知道原来有的艺人不是像大家看到的那么有才能，就是人设包装的，我看到的那些不是我想要的。

再就是那份工作的薪水太少太少，我的生活很窘迫，没办法，当时就接一些什么莆田系医院的广告音乐做，给钱就做，真的觉得日子很灰暗。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的编曲技术肯定是很差的，那是一个男生可能最尴尬的阶段，自己想要做的跟自己的能力完全不对等，又不想承认自己不行。而那个时候资讯没有那么多，大家的技术都很保密。

大晴：在这个公司干了多久，当时的工资究竟是多少？

胡皓：干了快两年，一个月1500，我那时候的房租是1900，房租都交不起，只能这里那里的想办法接一点单。在公司，我要帮部门所有人贴报销票并提交，而我被报销的钱从来没有拿到过，陪艺人去录音，一来一回，打车费对我来说是很高的。可能我的经历很多音乐人没有经历过，可能是我的性格不够好，不会处理，不够圆融，这是我很糟糕的一段经历，当然后面还有更糟糕的。

我们上次见面你可以看到，我和我的助理，我的学生们关系都非常好。我在音乐上可以对他们要求严格，但是在他们的心理上，我不想让他们承受我曾经承受的那些。男生嘛，就要活得有里有面，穷不怕，硬挺着，可以敏感但是不能脆弱。很多人在还没有能力的时候多少需要用取悦别人的方法让处境变好，我不行，做每件事我只取悦我自己。因为是这样的性格，我没办法一帆风顺，不过现在想想也挺好的，要不然多没意思啊。到现在，也有人觉得我太骄傲，觉得我装逼，其实不是的，我只是不喜欢，我不喜欢和人家喝酒，我就不和人家喝酒。我觉得只要没人说我人品差，说我业务能力差就足够了。

大晴：辞职以后的日子有过得宽裕一点吗？

胡皓：没有，08年我艰难的开始做音乐。我是这样性格的人，肯定不会动不动跟家里张口，但是为了做音乐，我记得跟我妈借了9万块钱，这个钱我是要还的，然后买了一些设备、音箱什么的。那时候也没有人带，就是身边的朋友偶尔找我做一点工作。经济上更窘迫。

大晴：最窘迫的时候，日子是怎么过的，可以描绘一下嘛？

胡皓：我讲一个小趣事，当时最穷的时候，我想了一个最省钱的办法，买一瓶腐乳，然后买一袋馒头，圆圆硬硬的那种（不是很鲜很软的），我就吃这个维持了一段时间。我每次回杭州给朋友们讲起这段，杭州朋友们都觉得我天呐太惨了；但我跟北方朋友一说，他们说我靠这玩意儿最香了，要是再有瓶臭豆腐，那就绝了。我是个南方人，我真的吃不了这个，太干太难咽了哈哈。

大晴：这个时候有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的能力还不足以支撑自己的理想。

胡皓：当时已经知道自己肯定不够行了，但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哪里不行；年轻的时候和现在最大的区别就是，看到比自己更不行的人就觉得自己好像还行；看到比我厉害的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我以后会超过你。直到30岁以后再看到厉害的人，就会想，太好了，我可以跟他合作，他有他的厉害，我有我的长处。20岁的时候就是倔。

我现在很多学生都处在我年轻时候的那个阶段，能力不咋地，但是眼高手低，你告诉他他不行，他还不服气。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说，你坚硬的外壳里其实装着一个不堪一击的灵魂，不如把外壳脱下来，我们好好聊聊，听听你喜欢的音乐，听听你现在的东西，看看能不能帮到你什么。一般来说，学生听到你很认真、很真诚的对他说这些，他是愿意接受你的建议的。所以我和学生们关系都不错。

话说回来，虽然那时候我不够努力，但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其实能力也在慢慢积累。

2014年 

四、音乐是我做的，名字不是我

大晴：接下来好一些了吗？

胡皓：更糟。接下来这一段我担心你不好写稿子。

后来因为某个契机，我跟着一位大佬制作人工作，圈子太小，我就不说姓名了省得添麻烦。说实话，到现在，我心里算是感谢他。他很严格，我只能这么说，也很粗鲁。但是他教会我很多东西，比如一些生活中的“品位”。在音乐上，他确实让我有机会给一些大咖做音乐，也因为他，我变成了一个很努力的人。

那时候我在他手底下工作，比如，有一次，他让我给一个台湾歌手做编曲。一线的歌手，但是给到我的费用很低很低。最后到我手上大概是1000块，然后他说让我请他吃饭，去了很贵的地方，一顿饭差不多七八百。其实我当时是很开心的，我觉得比赚钱更重要的是机会。那个歌手在第一遍试录完问：“这是谁编的，我很喜欢。”当时工程一直录着，录音师也替我高兴就把这句话留在工程里没有删掉，等我去的时候单独给我听，我好开心。尤其是人家是在背后夸奖了我，比起当面的客套更让人满足。那之后，我就很努力很努力，每一首歌都编得很辛苦很投入。

后来，这位老师又给了我更多更多的工作，那时候除了吉他其他都不实录，因此要把所有乐器编的很真，做不到他想要的就会骂脏话。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餐厅里骂我，很大声，旁边的服务员上菜都不敢靠近。我不知道该怎么改，只能一版一版的试，但如果当时他告诉我节奏应该怎么样，要换什么样的音色，我可能会理解得快一点。我当时已经很拼了，尽力了。他骂的次数太多，让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后来为了能做好一点，编完以后还自己找人去录。

大晴：已经让你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为什么不离开另谋高就呢？

胡皓：很长的时间里，我不断地自我催眠。逼自己相信他骂我肯定是为了我好。我就是一直这么安慰自己。但是后来，跟他的时间越久，我越发现他说了很多假话。直到最后一次我和他合作。

我是一个很想要做配乐的人。直到现在，我也没能成为一个专门做配乐的音乐人。因为唱片制越做越久，跟配乐其实是两条路了。当时一位名导演的电影找到他，让他给一部电影做配乐。那会儿快过年了，我回了杭州，他说初三之前一定要把音乐做出来一部分。这对我来说是个大挑战也是机会，我立刻在杭州找了一个棚，开始看样片准备构思。

那个电影在精剪之前大概有三个小时，讲述的是残酷的青春父子隔阂等，镜头缓慢非常压抑。那天看完已经半夜了，我从录音棚一直步行回家，走了两个多小时，脑子里都是电影里的画面，我沉浸在电影的气氛中无比压抑。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创作，年初三准时发了过去。

然后我很快回到北京，他就坐在我的旁边，开始让我改。那是一个文艺片，里面有大量的对白，我以钢琴为主。我确信他看那个样片的次数一定没有我多，他对故事里描绘的那种情感，一定没有我理解得深刻。因为这就是我这个年代发生的故事，而他并不理解。我明知按他的要求那么做肯定不行，我却还得硬着头皮按他说得做，做得像一首90年代港台流行歌一样。

果然导演听了说不行，最后导演要求按照我当初在杭州写的那几条动机去发展。

做配乐有很多时候，起有起的情绪，落有落的反差，我会拿捏不准导演的想法。我希望他能跟导演开会带上我。他回了我一句话，“你没这个资格。要问什么，你问我就可以了。”然后我就问他，可是他连我说的是哪个画面哪个情节都搞不清。最后我只能自己猜，自己给自己答案。不夸张的说，我当时做的音乐数量是后来这个片子里用到的5倍或更多。

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知道的是，这个片子上映之前在国际某个电影节上获了提名。我当时24岁。我很兴奋地到大奖官方网站上去看，导演是谁、主演是谁、摄影是谁……音乐不是我。那里面的每一条，是每一条音乐，都是我做的。

我当时心惊胆战地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其实我应该理直气壮、大大方方），我说“老师，我没看到我的名字。”

他当时正要去度假对我说，“没有你名字又怎样？谁让你到破网站上去看了？你知道是你做的就行了，你做的那个东西算什么？你这样搞的我度假的心情都没了！”

（此处，放一首胡皓老师的音乐，我说这歌大过年的是不是略微不吉利啊，他说反正除了清明时节，啥时候放都不吉利……我苦笑着安排……）

遗书 蔡健雅 试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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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晴：这部电影配乐你最后拿到的酬劳是多少？

胡皓：1000块。到后来，电影在国内上映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一个类似我的名字。为什么说类似，因为中文和英文都是错的。因为之前做过那么多歌，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字怎么写，这不是笔误。于是我清醒了，我知道他不是为我好，我也没办法再骗自己说他是我的老师。我对他已经产生了很深的抵触，开始远离他。

大晴：后来。你有点成绩以后，还遇到过他吗？

胡皓：有，但几乎没有说话。

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早就没有太多感觉了。

这段经历不算是好经历对吧？对当时我精神上的折磨挺大的。某些方面他对我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到现在也对他有所感谢；可是有些事情我无法原谅。

我讲出来，想告诉我们的年轻人，万一你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可以直接的，大方的，无所畏惧地说，对不起老师，我不做这个事情了；然后可以选择去更健康的地方发光发热。

五、新的旅程

大晴：这段经历不太好，但好在也对你产生了很多积极意义。

胡皓：是的是的，这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人生经历。哪怕后来我的棚被拆了，我都OK的，没问题，我可以重头再来，他让我变得更坚强。

经过那些年残酷的试炼，2011年，我开始帮莫艳琳等制作人做一些编曲，我很感谢莫艳琳。

也是同年，我之前的一个朋友带了一个胖胖的男生找到我，说这个男孩乐感不错，想要找我学编曲。他就是金若晨，到现在已经10年了。那时跟我上课的有五六个人，其中一个是汪苏泷。这是我人生中很特殊的一个阶段。他们会来我家上课，除了教一些基础知识以外，还会很有针对性的带着他们研究哪首歌该怎么编，什么乐器该怎么处理。

之后我去到一个音乐公司做音乐总监，就是给汪苏泷还有徐良做制作人。公司当时希望做一些流量好的歌，经过琢磨和积累，我开始知道哪种歌会火，喜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它确实很火。毕竟制作人需要对市场有判断不只是自我满足还需要满足客户或公司。

之后的时间，我就一直在带徒弟，当时我们就相当于一个团队（现在是一家公司），叫光合声动。慢慢地有一些人来，有一些人走，小金（金若晨）一直都在，我觉得他现在是年轻一辈一流的编曲人。

到今天我们团队年纪最小的成员是99年的，我称这一批为光合声动3.0。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张专辑，很多OST，为很多艺人制作音乐。

洛杉矶录音

大晴：做编曲人和做音乐制作人的区别是什么？

胡皓：一开始我不喜欢当制作人，更喜欢做编曲。我常常形容做编曲像是在做一个杀手，一个电话过来，把那个人照片发过来，我看了，解决掉他，然后拿一笔钱，是这样的感觉。时间自由，主要承担的责任没有那么大。

而制作人这三个字好像很简单，但其实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和共情能力。因为作为编曲沟通的大多是内行，而制作人需要沟通外行，有时候像一个翻译。客户说很多五花八门的形容词，要提取出他的想法和内容，并让他合理的呈现。在我看来一个制作人如果不会编曲，那很难成为一个制作人。当制作人唯一让我开心的就是，我只要说服歌手，就可以去做更多尝试。

我不敢说我做制作人每一首歌都做到了多么高的水准；但我尽力让每一首歌在它的基础上有一个最好的呈现。有些歌是需要呈现风格且有门槛的，有些歌就是为了被传唱，这是不同的思考。但起码10年后拿出来听，不丢脸就行。毕竟我想取悦自己，而不是取悦老板或者歌手。所以该实录的我都会去录，一个都不会少。

大晴：棚怎么被拆了？

胡皓：17年做的棚，结果到了19年就被拆了，血本无归。拆棚的那天也是我人生很糟糕的一天，因为心里很乱还撞车了。我想对团队里的年轻人负责，他们那时候的能力还不够好，我要是遣散他们，他们可能就要回老家了。再说，我也舍不得。

我当时开了个会，我说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建棚。可能半年，可能两年，可能很久很久。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去处，告诉我；或者想去哪里，我来帮你们推荐。但如果你们愿意留下，请保持好工作状态，跟着我一起继续工作。这个会之后，有一位同事离开了，其他的孩子跟我说会留下。可能是他们相信我能够带他们去更好更远的未来；也可能因为他们觉得当时留下来是更好的选择，我更愿意相信第一种，美好一些。

之前被拆的录音室

大晴：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

胡皓：现在看来他们的选择应该是对的。他们会有非常大的未来。其实他们在这个年纪已经很厉害了，只是他们很年轻，还不够有机会被更多人知道，不过每个人正朝着自己正确的方向努力，我想这一天也可能不远了。

大晴：我希望你可以介绍一下Central Park(乐哥新的非常美好的录音棚)

胡皓：你上次来，站在那些建筑材料上。我希望它以后会是一个音乐人基地，很美的地方，我会张开双臂欢迎每一个人来。谢谢你，在我还没有实现这个梦想的时候，愿意相信我荒唐的想法，这个相信虽然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但是总有人不信。

这个棚刚开始就受到各种阻碍，疫情一来，工人停工，成本增加，资金问题，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办法赘述。只有我自己知道有多难，但是我们还在继续，还在画图，还在修改方案，希望能把它弄得更好。

对我来说这远不只是一个棚，而是真正属于音乐人的空间。如今，我正在用信念支撑着这个事，希望以后可以鼓舞到身边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