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还没有听说过Woodkid，并不意味着你没看或不喜欢他的作品。

文：Asher Parkes，Waves Audio
（Waves Audio产品营销经理和内容编辑，
同时也是一名混音工程师和音乐人。）

如果你还没有听说过Woodkid，并不意味着你没看或不喜欢他的作品。原名Yoann Lemoine的他，身兼音乐视频导演、平面设计、歌曲创作/制作多重角色，每一次工作都有着严肃的创意。Woodkid出生并住在法国，本是镜头背后的大名人。他执导过很多一线流行歌星的音乐视频，比如Katy Perry的《Teenage Dream》、Lana Del Ray的《Born to Die》和Pharrell Williams的《Happy》等等。

而Woodkid并不完全满足于视觉创作工作，他还发行了自己制作的唱片——2013年的《The Golden Age》和2020年的《S16》，好评如潮。他的表演旨在激发全部五种感官，也正是这种审美使他创造性地指导了Pharrell在2014年的Coachella音乐节表演。

Woodkid像厨师一样，将多种艺术形式混合在一起，寻找音乐和视觉的完美结合。Waves就与Woodkid聊了聊他的创作历程、最开心的合作，以及他不可思议的“疫前”音乐视频——预言性地讲述了一个每个人都必须戴口罩的病毒世界。

嗨，Woodkid，先恭喜你发行了超赞的新专辑！音乐和视觉效果的完美结合。那么，你认为自己主要是视觉艺术家，还是音乐人？

我总是做让我感觉自然的、在创意上最令我满意的东西。我从视频导演出道，那是我成功开始的地方。但我一直也享受着玩音乐，不过我不知道它会在我的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现在我觉得我同时致力于这两方面了，我认为我的项目都是混合体。

也只有我的日程排期能让我从二者中选其一。为我的巡演做准备时，我处于完全的设计/导演模式，因为我的演出会探索视觉效果、声音+CGI以及感官打击乐之间的联系。不过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直专注的是音乐，音乐，只是音乐。

两种角色之间的转换很难吗，还是自然而然就那么发生了？

很自然。我的音乐工作室位于巴黎，隔壁就是我的视觉工作室，里面有我的3D设备、相机和助理们，所以从身体上来说，我很容易切换位置。我的联合制作人Tepr（Tanguy Destable）也在我所有项目中与我一起工作，我还有自己的乐队和五重奏，我也和他们一起工作，因为我的音乐非常管弦乐化。

但我喜欢经常与新的乐团合作，这些合奏会给我的音乐注入不同的感觉，在创意性上收获影响。在这张新专辑《S16》中，我与来自东京的日本合唱团合作。我不确定听起来会如何，但我还是喜欢最终成果。

带我们了解一下你的创作和制作过程。你是从和弦、歌词还是视觉创意开始的？

这取决于唱片的语境。我制作全长专辑的一般方法是在既定的创意规则内工作。我发现有界限实际上给了我更多的自由，好过我能“无所不做”。

例如，在我的最新唱片中，我真的想探索一下工业和石化这个大主题。所以，在音乐上，一切都需要听起来像是被酸浸过的。我没有使用任何吉他，而是用工业金属部件替换了真正鼓上的金属元素——比如踩镲。这种思路还迫使我们得寻找陶瓷之类的替代品，来带出更工业化的声音。

对于个别歌曲，我没有特定的规则。有时它们以节拍开始。而其他时候，就只用钢琴和人声，歌就有了。我在钢琴上做了很多尝试。和声进行和旋律在前，歌词总是在后。我需要创造一种环境来激发写歌词的灵感。

《S16》

《S16》里的第一首歌《Goliath》感觉就像一部电影大片，歌和音乐视频一样。这是有意而为的吗？

我希望第一首单曲有着史诗般的效果，并有一种“爆炸”的感觉。并不是所有歌都这样，唱片的大部分还是非常细节化的。但是《Goliath》是个重磅——尽管我不太喜欢用这个词。它的声音绝对是有冲击力的，在视觉上我也想反映出这一点。

它如此电影化并且感觉像一个故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围绕视频发展了整个故事概念，比如假的社交账号，能被黑进去的假公司邮箱。粉丝们真的会去深入挖掘它，我们在整个声音游戏中玩了不少隐藏彩蛋，为那些想要额外的东西的人提供了乐趣。

你的一些音乐带有反乌托邦基调。它是对当前世界的回应吗？你对未来持悲观态度吗？

不，我自己并不悲观。我只是玩弄词语罢了，真没有任何愤世嫉俗。这太疯狂了，实际上我是在2019年6月制作了一个关于病毒大流行的视频——在新冠全球疫情爆发前。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一个变得有毒了的世界，每个人都必须戴口罩。这就是这张唱片的起点，不幸的是，它竟然跟现实吻合了。我认为这个无形病毒的概念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就已经浮现在我心里了，所以就想玩这个主题。

不过归根结底，这不是一张悲观的专辑。它更重要的是在讨论接受病毒、内心的弱点，以及有时人们在相互帮助中的美德。这张专辑结束时就是《Minus Sixty One》，一首超级明亮的曲子。

聊聊你使用的设备吧。数字还是模拟的？真乐器还是软件的？

我的工作非常软件化。除了管弦乐和钢琴，我尽可能地在电脑上工作。这是我的两大神器。

不过最近，我一直在尝试只听东西，而不盯着屏幕。这就是与Tepr的合作令人惊叹的原因；我们彼此非常了解，我只是坐在沙发上，他来完成工作。这会让我可以用音乐的耳朵来听东西，而不是数学的耳朵。

在制作方面，我会经常寻找混合的品质，比如，让真正的管弦乐队以机器人的方式演奏，或者让电脑听起来像是以真实方式演奏。它同时创造了有趣的冷热情绪，我真的很喜欢。我同时使用真假弦乐，但即使我们在Abbey Road录音棚给伦敦交响乐团录音时，我仍然采样了其中的元素。

当我发现有自己喜欢的新声音时，就会研究如何最好地录下它们，然后我再制作自己的采样乐器。在这张唱片中，我们采样了一段独特而破碎的Chamberlain的声音。我们逐个音符地进行，对磁带、转子和机械装置的噪音进行采样，并配合不同速度的起音和释放。这听起来就像是个奇怪的歪歪晃晃的男声合唱团，带来一种非常有趣的质感。

你是如何处理人声的呢？

对于人声，我觉得越简单越好。我喜欢非常纯粹未经制作的人声，而且我也学会了喜欢这种干涩感。这张专辑的混响比我以前的专辑少得多。不过这得看情况，当有大量管弦乐队时，我往往希望我的声音上有更多混响，但有时我想要更多的对比度。

人们总是想依靠混响来伪装某些东西，但在理想的制作中，每个声音都是完全受控的，你只需要混响来用于创作。这是我从SOPHIE的作品中学到的。

我唱歌用的话筒是Neumann U87，然后进入C4多段压缩器。我一直都用C4，它能同时完成压缩和EQ的工作。如果我唱得很大声，我通常会把两个C4串联起来。

C4多频段压缩器

我看到Chris Tabron给你的最新唱片做的混音。当你将混音工程文件发送给他时，是“混”成什么样子的？

我自己先做了很多。有时是由Tepr做做“按摩”或预混，然后Chris会对混音进行最后10-15的神奇微调。我绝对不会把不灵的东西发给混音师。我不相信混音师是医生；他更像是一个让你所做的一切都能立住的人。

这也是由我的音乐风格决定的。如果你是玩摇滚乐队，并且在录音棚里一起录音，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Teenage Dream》和《Born to Die》是过去 20 年来最有名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流行音乐MV了。你觉得是什么让它们如此令人难忘？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运气——这两部每个都是艺人各自新时代的第一个项目。对于Lana来说，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那是她职业生涯的开端。Harry Styles的《Sign of the Times》和Pharrell的《Happy》也是一样，也是我导演的——也都是他们个人单飞的初始作品。

就像你刚说的一样，它们令人难忘，而且通常定义了余下的部分。

就《Teenage Dream》而言，在那个MV里，我想首次“重新介绍”她，卸掉妆术。起初，她对此感觉非常不安，不过我真的很自豪我们做到了。我的想法是做一些更电影化、更原始的事情，并以更亲密的方式将她展现出来。很有趣，因为这首歌真的很流行。

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工作帮助塑造了流行文化？

我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我是在捕捉情绪，多过我定义情绪。我特别相信，当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成功时，它就不再属于艺术家了。《Run Boy Run》已经在其他项目中使用了太多次，从电影到游戏预告片，它已经不再属于我了。老实说，我已经不记得录音过程了。

你最享受哪些合作，谁对你的音乐影响最大？

我认为Lana的合作对我来说非常特别，因为我们以非常公开的方式共同开始了我们的音乐生涯。我们同台唱歌，我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都联系了在一起。

对我影响最大的可能是Philip Glass，我有幸为他工作过并与他共度时光。他重塑了我对音乐的看法，尤其是“音乐不仅限是主流或流行音乐”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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